粮食，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若是粮价过低，他们就没有钱买其它万物了。
粮价是价格风向标，粮价涨，其它东西价格其实也会涨，但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就好，如崇祯时几两甚至十几两一石粮食，那当然不行。
可如果粮价过低，也会出大问题。
就好比唐代，贞观三年，天下大丰，斗米二三钱，这就不是好事，一石米才二三十钱，那就是物贱钱贵，意味着商品流通不足，出现了通货紧缩，产生钱荒。
所以刚开始李世民很得意，我这在位才几年，一斗粮才卖二三钱，天下盛世啊。但懂经济的大臣告诉他，大错特错，天下要出大问题了。因为物践钱贵，则百货不通，万商束手，对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换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简单点说，将出现大萧条。
哪怕是在农耕时代，国家也不可能离开工商的。
唐代钱荒严重，钱帛兼行，甚至拿米麦也兼做交易都还不够。
朱以海也知道粮价便宜，其实表面上好看，但是明代仍然还是农耕为主的社会，大量的百姓都只靠种地卖粮为主要收入。
粮价过价，则农民的收益就过低，而农民向来是王朝兴盛的压舱石，他们一旦难以温饱，那整个天下都要动荡不安。
一个青壮农夫，也顶多能种上十亩地，一家五六口人，一年就要十几石口粮，如果按中田中收，每亩平均二石半算，十亩也不过二十五石粮，一家五六口，起码也要十五石口粮，最多就能剩下十石粮，还没算种子。
这还得是自有田地的情况。
十石粮还得缴税，还得各种开销，所以基本上是没剩余的，还得搭着菜瓜等节省口粮，才能勉强度日，连温饱都难，更别提什么消费购买能力，也别提什么抗意外灾荒的能力，这就使的整个王朝的抗风险能力都很弱，因为农民是王朝这个大桶的短板。
其它板子再长，可这块板子太短了，那都白搭，一样漏水。
没地的佃户收益更低，他们往往要把一半的收益上缴给地主，更留不下什么了。
就算再做些家庭养殖、纺织手工等，也不过是勉强度日。
所以要想社会安定，长治久安，朱以海苦苦思索数年，最终得出一个结论，除了减轻农民、佃户这些底层的税赋负担外，还得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
把官田变卖给他们，让他们拥有土地，掌握生产资料，成为自耕农。适当提高粮价，甚至建立长久的国家收储制度，遇丰年提高些价格收购，避免谷贱伤农，灾年则放粮出仓，平抑些粮价，保护那些买粮吃的手工业者等。
“今年百姓的地丁银，仍然允许大家自由选择是交粮还是交银钱，不管是本色折色，都要严格按照朝廷所订标准，不得浮收、火耗这些。”
“除征收的地丁本色粮入仓，各地粮站也要抓紧把统购粮收上来，此外常平仓，也尽量把百姓手里头富余的粮食和买入仓，各地粮仓做好收储工作，仓中有粮，心中才能不慌。”
“各地粮铺新粮上市，但米麦得保持好价格，一两一石，其余旧米、大豆小米玉米高粱等也要严格按照相应价格，不能乱涨价，也不能乱降价，要保持稳定。”
一丰收就大降价，一遇点灾就大涨价，粮食价格大起大落，也必然会带动其它商品百货的价格起伏波动剧烈，这会严重影响经济稳定的，朝廷必须得发挥压舱石的作用。
丰年时保价收储，歉收时平价放粮平抑价格，保经济稳定，保社会安稳。
“常平仓不仅要收储粮食，其它一些重要民生物资，也得要通过和买制度，积极参与，维护市场，保证经济和民生。”
常平仓这玩意，其实从唐代到宋朝，一直都是有的，甚至明朝以前也有，效果也曾是很好的。
“今年河南和河北两省，情况还是不容乐观的，山东得调拔粮食救援，如今河南还在围颍州、南阳，河北虽然几乎传檄而定，半个河北都已经归附大明，也就剩下翼州、河间、保定、天津、易州、顺天、宣化、遵化这直隶北半部了。”
滹沱河以南，几乎尽为明有。
土国宝和马国柱两人，可以说都让朱以海大为意外了。
而丁启光、许定国、李化鲸等这些原河南山东的团练、义军们，现在都主动的离开了中原，一窝蜂似的跑进了河北。
原因嘛朱以海倒也能猜到，他年后开始着手控制河南山东两地，要整编甚至裁撤这些外镇、团练、义营，这些人心里还是不太愿意的。
于是趁着河北形势大好，全往河北跑，朝廷现在要的是河南山东两地的控制权，至于河北还是山西暂时没太多要求，如土国宝等部，虽然也授以编制，划分营伍，还派了副职，但基本上也还是由他们自由折腾的，什么征粮收税，攻城掠地，甚至缴获所得这些，都很自由。
不愿意马上被整编的各路人马，就全往河北跑了，朱以海倒也乐得这个局面，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