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随着考古的深入，越来越多中晚唐和五代十国的文物、石碑、墓志出土，也逐渐翻出了一些东西，有些甚至颠覆了史书记载，也为很多人正了名。
这段时间的社会动荡，其实跟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那种社会动荡，有着本质的区别。
东汉末年那会，乱是从社会底层开始的，而且真正乱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呈现“区块化稳定”状态。
对于社会整体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也不大，如果只看结果的话，那就是大大加速了门阀世家掌权的进度。
西晋的闪崩不是偶然的，是社会革新不够的必然产物，所以开国即有暮气。
但自中唐开始，到五代十国的后周灭亡这段时间。唐宋之交的动荡是从上层开始的，也就是安史之乱引爆的。社会底层的动荡，更多的可以称之为“变革”。
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总结了一下，大体上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转变：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转变。
中唐以前，是士族地主的大庄园经济占支配地位，而中唐之后，则是逐渐以庶族地主的庄田经济占支配地位。
后者的复杂程度，呃，怎么说呢，要是单看宋代，可谓是集古今之大成，各种歪招毒招奇招妙招都用上了，无所不为其极。
宋代是个妖孽横行的朝代，其制度体系脑洞之大，堪称是独一无二的“逆练神功”，也是一代走完就丢历史垃圾堆了没有被继承下来，我这里就不单独拎出来说了。
庄园经济与庄田经济一字之差，内涵大不相同。
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属于“三位一体”复合型小王国。庄园主作为士族代表，既是高官（或家人是），也是私军头目，同时还是地主。
其中的佃户多半是朝廷账册上的黑户，平时为佃户，战时为私军。生是庄园主的人，死是庄园主的魂，子孙后代都无法脱离庄园。
而庄田经济，佃户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弱于前者，佃户不想跟地主混了，可以换按照契约在别家混。地主无法再像从前那样，随便呼号一番就能纠集起一支大军了。
二、社会基础的改变
跟上面一条互为表里。
中唐以前，是贵族社会。唐宋之交，是贵族政治解体，庶族寒门政治上位。
社会结构，从以前的大贵族大特权，逐步解体为“势官地主”。
这是我想出来的一个词，大概还算贴切吧。
“势官地主”逐步通过科举为纽带实现人才更迭，构建政治关系网达成的。
科举本身的核心问题，其实不在于是否公正，而是在于科举并不能培养人才。
它只是筛选人才的。
而从前的贵族政治，士族有大量资源，可以培养真正的复合型人才。反而是进入庶族寒门政治后，人才在数量极大提升的情况下，质量严重下降，特别是偏科得很厉害。
这与封建时代“精英政治”的路线相悖。两宋的糟糕案例不胜枚举，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正因为人才数量太多，质量又不太行，所以才不得不“降低”考试难度，要不然就选不出人了。
没错，唐代后面的科举其实比贵族培养人才要简单太多了。未来逐步走向八股文，逐步走向僵化，恰恰是为了降低难度而设，是时代的选择。
我不是在借古讽今，而是这些问题直到今天，全世界范围内也找不到标准答案，都是一直在摸索。我可以拍着胸脯说美利坚这方面也是纯纯辣鸡，给唐宋的古人提鞋都不配，搞个“快乐教育”还尽出幺蛾子。
解决不好就是解决不好，我没有苛责古人的意思，这些问题就一直撂在那边。
三、经济结构的转变
唐宋之交，商品经济的作用大大加强了，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商品经济发展迅猛，深刻影响了社会构成。
不知道是不是多了一个“朝不保夕”的概念以后，这段时间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
中唐以后越发展到后来，租赁，借贷的概念越发深入人心，最后甚至已经到了“无所不贷”的地步。
比如说，某节度使在汴州有田，但他在河北担任节度使，无法管理田庄。
于是他将汴州的田地租赁给汴州本地的商贾，然后商贾每年（或者每个季度，半年）给节度使大人一笔钱。
同时商贾又将节度使大人的田，租赁给一些比较有实力的自耕农，或者本地小地主。
而小地主，又是二把刀，继续将土地租赁给更穷的佃户，直接赚差价。
节度使卸任后，租赁合同便很可能会发生转变（但绝对不可能被前任承租的商贾所贪墨）。
由此造成土地流转速度极快，几乎就没有什么“百年地主”这样的概念，三十年就要换几茬。
这在中唐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再比如说到了北宋的时候，某女若是当了一般人家的小妾，她要跟主人签协议，陪睡多少年，孩子归谁，续约怎么续，遣散费怎么给。
等同于“租赁时间和身体”。
真要概括一下的话，这段时间便是经济逐步从贵族下沉到基层，而基层骤然间又没有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