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世上，有很多事情都是一回生二回熟。
死亡也不例外。
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疫病蔓延，人如草芥。京城里的公卿贵族虽然过着看似养尊处优的日子，但也逃不过肺痨等病魔的阴影，经常不到三十五岁便撒手人寰。
第一次经历死亡时，我刚满十八岁。
我并不是死于疾病。
和早早离世的双亲截然相反，我从有记忆起就不曾得过风寒，在冷得要死的冬天也依然能活蹦乱跳，精力旺盛得令人诧异。
在那个人命短暂如风中烛火的年代，我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胎。
不过，除了身体健康得过分这一点以外，我没有其他称得上闪光点的地方——家族、容貌、谈吐、学识，不管拎出哪一个标准，我都只是勉强挣扎在及格线上下，远远谈不上出类拔萃。
母亲说，我只要过得快乐就好。
因此，她走的时候我没有哭。
因为我没有哭，那些本来就觉得我奇怪的人，愈发笃定我天生怪异。
我不爱诗词，不爱悲秋伤春，看到落花不会抬袖拭泪，在吟歌的环节永远反应愚钝，连庭院里的石头比我更有人情味，更懂得何谓风雅。
有些事情就是这么没有逻辑，我明明失去了母亲，仅仅因为没有在他人面前表现出应有的难过，便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名声这种东西对于活在社会里的人重如性命，对于女性而言，更是如同时时刻刻悬在头上的一把刀。
如果我不是已有婚约，说不定直到我死去的，都不会有未婚夫这种东西。
咦，我刚才是不是用了东西这个词？
这种小细节就不要介意了。
再说了，将未婚夫称为东西，又有何不可？
你是东西，我也是东西，大家都是东西，说到底并没有什么不同。就像你的命是命，我的命也是命一样。
无法理解这点的人，认为自己的家族、或者自己本身高人一等的家伙……
等等，这好像说的就是我的未婚夫——准确点来说，是前未婚夫。
我的前未婚夫来自于历史悠久的大家族，随便跺跺脚，京城的权贵圈便会跟着震上一震的那种。
别人巴不得攀上的高枝，为什么会落到我那身为普通文官的父亲身上，甚至主动要求结亲，还得从我前未婚夫的体质说起。
用委婉的一点话来说，我的前未婚夫相当、非常、格外体虚。
从少年时期罹患绝症起，他就一直住在用厚厚的竹帘围住四面，屋内常年燃烧着火盆的宅邸里。
别人出门踏青时，他宅在屋里。
别人吟诗作对时，他宅在屋里。
圣上驾崩，政局乱成一锅粥时，他依然与世隔绝地宅在屋里。
不能见风，不能出门，甚至连长时间驻足在阳光温暖的庭院里都做不到，曾经是天之骄子的人变成了易碎无用的瓷器，如果不是身为独子，恐怕早就被家族撇弃了。
为了能使我这位命衰的未婚夫恢复健康，我这个除了身体素质一无是处的人，就这么被奇怪的命运选中了。
立下婚约那年，我正好十岁。
十岁那年，为了瞅上一眼我这位据说体弱多病的未婚夫，我学会了翻墙。
第一次翻墙成功时，我被他家里的侍从撵了出去。他全程待在屋里，廊檐下的竹帘难得卷起，匆匆一瞥只能看见一个瘦削的人影，黑色的头发像海藻一样，勾着妩媚而卷曲的弧度。
我开始经常翻墙，父亲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父亲紧随着母亲去世后，我被接到了这位未婚夫的宅邸里住着，再也没有了翻墙的必要。
那一年，我十四岁。
那个年代的贵族夫妻很少住在一起，两人一般各自拥有宅邸，到了晚上才会见面，这种婚姻形式被后世称为访妻婚。
问题在于，我不是贵族，我的未婚夫情况特殊，根据他家族的意思，似乎反倒巴不得我这个吉祥物多在他身边待着，好驱赶病气。
药味弥漫的屋子，于是成了我最熟悉的地方。
他的家人不常来访，害怕沾染污秽之物，那时候的人们很忌讳这些，仆从侍女也从不在房间内久留。我这个不会生病的怪胎，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他身边最亲近的人。
这个亲近是我自封的。
冬天的时候，京城的风雪格外寒冷，对于体弱多病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般的考验。
我用木板将房间围起来，合得死死的，
不让寒风钻进来，屋内的各个角落都放着火盆，里面的火一定不能熄灭，要时刻看着。
以前的冬天是很难熬的。棉花尚未普及，人们的衣物并不防寒，薄薄的布料盖上十几层，有时也依然觉得单薄。
每一年，京城内外都会冻死不少人。
为了避免我的未婚夫也成为那些“不少人”中的一员，我经常会半夜起来，在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中，悄悄地探手摸摸他的脉搏，测测他的体温，确定他还有呼吸。
他总是还有呼吸。
我的未婚夫对于活着这件事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执着，我有时候都怀疑他热衷的并不是活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