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生俊出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月亮山，那时候的月亮山比现在还要穷。
他的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每天砍了柴拿到山下去卖以谋生。一天夜里走山路回家，由于过度疲劳，从半山腰摔了下去，摔得血肉模糊。
下葬之后不过几天，母亲就哭瞎了双眼。
那时候周生俊还是月亮山小学的七个学生之一，几年之后去到山下读初中，刚接触了点外面的世界，开始沉迷于鲁迅先生的小说。
他从同学那里借来书，每天抱着在村子里边玩边看，学着鲁迅先生，让村里的小伙伴叫自己俊哥儿。
村里小孩最能闹腾，左一句右一句的，就这样把“俊哥儿”这个称呼在全村叫响了，母亲不懂这些，却每次还是顺着他的意，笑着叫他俊哥儿。
周生俊酷爱读书，年长一点之后，就不再跟村里孩子混在一起玩儿了，每天就坐在家门口的石磨边看书学习，有时候母亲推磨，他就在一边给母亲念书。
就跟笑着叫他俊哥儿一样，母亲就算听不懂，也还是会捧场。
那是一段很快乐的时光。
母亲瞎着眼，就这样靠推磨养鸡养牛供着周生俊读书。
再后来周生俊考进了县里面的高中，回来的日子更少了。
但每次回来，都会带来奖状，母亲看不见，却还是一遍一遍地摸着那些奖状。
她知道，这是她的俊哥儿很厉害的意思。
那时候山上的人穿的都是用当地产的棉花织的布。
有次回家，周生俊兴致勃勃地跟母亲讲，山下有了一种新的布料，叫咔叽布，咔叽布做的衣服，时髦又保暖，看着特高级。
周生俊本是随口一提，但母亲听进了心里。
没过多久，她就拜托了村里一个熟人，拿着钱去山下，照着他的尺寸做了一身蓝色咔叽布的中山装。
转眼，周生俊就到了要高考的时候，那时高考恢复没多少年，教育不普及，月亮山又偏僻，村里跟周生俊同龄又在读书的只有一个，叫李正新。
李正新跟周生俊从小一起长大，两人关系很好，但性格截然不同。
他贪玩，不爱学习，成绩很糟糕。
他还跟周生俊说，自己就不参加高考了，安安生生待在山上跟着父母种地。
考完之后周生俊大概估了一下分，在老师的指导下比较稳妥地报了一所横跨了两个省的大学。
这所大学很不错，他把消息告诉母亲，母亲高兴坏了，说到时候就穿着那身中山装去学校报道。
填过志愿之后，有一段空闲时间，周生俊想着自己也老大不小了，不能什么都依靠母亲，于是学着父亲以前的样子，每天背着柴、鸡蛋和推的豆腐下山去卖，空闲时间又在山下给人背东西，想赚点学费。
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周生俊在山坡上捡柴，村里有人大老远跑过来，嘴里激动地喊着“俊哥儿！俊哥儿！你的录取通知书到咯！”
周生俊连忙跑回家，报信的人刚好在家门口与母亲交谈，他说，他要下山去，见一个背着斜挎包，穿着绿制服的人上来，便多嘴问了一句，那人说是来给周同学送录取通知书的。
全村就周生俊一个人参加了高考，这周同学是谁不言而喻。
村里的人跟他说自己认得周生俊，问能不能直接给他带上去。
邮递员喘着粗气摇摇头：“这个是要本人亲自来拿的。你若认识他，就回去告知一声，说我在这路口等他。让他尽快过来，我赶着送下一趟。”
他擦擦脸上的汗：“你们这山路太难走得很，我实在是爬不动了。”
听完，周生俊丢下柴火便要往山口冲，母亲拦了他一下，看着他脏兮兮的脸：“好歹洗洗脸，穿着那身新衣服去。”
周生俊实在激动，高兴地说不出话，回屋囫囵地洗了把脸，迅速换好衣服，往山口跑去。
可是等到了山口，哪里有什么邮递员的身影，他在周围找了一圈，还是没看到。
刚好有个村里人从山下上来，他急忙抓住人家问：“李伯，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着绿色制服，背个斜挎包的人？”
那个李伯想了想：“看见过，遇到的时候正往山下走，现在估计都走到山脚了。”
周生俊顾不得其他，又起身往山下飞奔，一路上摔了几个跟头，咔叽布中山装被刮破了几个口子，刚洗干净的脸又脏了，头发也变得乱糟糟，所幸受的伤都不严重。
他一路狂奔着，几近连滚带爬地来到山下，依旧看不见半个邮递员的影子。
按理说，录取通知书没送出去，邮递员是不可能走的。
那应该是已经有人拿了。
周生俊一边蔫蔫儿地往山上走，一边在心里安慰自己：估计是村里哪个人帮忙拿了，过会儿应该就会送去他家。
等他回到家，天已经快黑了，母亲站在家门口，兴奋地问他：“怎么去了这么久？拿到了吗？”
周生俊强笑着跟母亲说了情况，又安慰道：“再等等吧，应该很快会送来。”
两人就这么一言不发地坐在屋内，一直等到了深夜，门外也不见半个人影儿。
天刚蒙蒙亮，周生俊就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