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若没有二狗的一番劝解，就算他拿出这封信，却也休想让李格非改变主意。
但有了二狗先前的铺垫，再加上这封书信的份量，却是让李格非彻底定了心思。
他先将苏轼的书信收藏起来，然后与二狗、李清照喝道：“笔墨纸砚伺候！”
二狗与李清照对视了一眼，却都会心一笑，然后一个铺摆宣纸，一个洗砚磨墨，嘿快便为李格非准备好了文房四宝。
李格非提笔便在宣纸上急书，他的文采自是不须多言，一篇长奏疏可谓一气呵成。
只这篇奏疏中，李格非先是点评了当朝的时局，批判了官家为人所蒙蔽，颁出【元祐党人碑】的祸端，尤其是对蔡京等人直斥为奸邪之辈。
最后李格非言称自己才疏学浅，岂与蔡京等人为伍，更不能阻止【元祐党人碑】，故愿自辞尚书左仆射之位，以全名节。
当然，除非官家愿意毁弃【元祐党人碑】，贬斥蔡京一党，他李格非倒愿意为皇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些时日以来，李格非之所以被百官士民唾骂，其实并不完全是他不肯自辞相位，更在于面对官家与蔡京一伙的倒行逆施，他却不曾发得一声。
而这正是官家与李格非之间秘密达成的一项妥协。
早先官家推出【元祐党人碑】之前，却也与李格非沟通过，官家承诺不将苏轼名列元祐党人碑籍，以换取李格非对此事的沉默。
而对于这种事，不反对就意味着支持。
蔡京等人作为始作俑者，名声早就坏了，别人骂几句也是不痛不痒的，甚至还会引来报复。
当然另一位宰相曾布也对【元祐党人碑】事件保持沉默，不过曾布却也不好惹，小心眼儿，睚眦必报亦是出了名的。
只李格非这个大脑壳儿是个方正之人，骂他不但不会有后遗症，还能扬名立万呢！
朝中官员只要不是傻子，都会忍不住拿李格非作靶子进行那啥。
现在李格非写得这篇奏疏，心中却似去一块垒，十分的舒畅。
他将宣纸叠卷成札子（古代的公文）式样，系上丝绦，然后出得书房，叫家丁备了车，一路往皇城赶去。
今日并不是朝会的日子，但李格非却等不得了，他自入的宣德门，与值守大庆殿的小黄门通禀要求见官家。
这小黄门倒也不敢耽搁，当即入宫中禀报首领太监，然后首领太监又一级一级的往上通传，最后才报到掌事公公跟前，由掌事与官家通禀得李相公求见之事。
而在等待的这个时候，李格非却也没有闲着，他自入得中书门下省，与当值的曾布、陈瓘等人备案奏疏，诸官员却好看得李格非的奏疏内容，自无不大惊失色。
便是曾布这个与李格非不太对眼的尚书右仆射，却也有些担忧的劝道：“文叔上得如此激烈之奏疏，只怕会触怒今上，私以为殊为不智也！公当深思之。”
其他些个官员也纷纷劝导，这其中有很多人在今日之前却还都曾大骂李格非贪恋权位，甚至此时他们真的是在诚心实意的劝李相公。
至于他们这么前后不一的原因也很简单。
在大宋官场上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现状，那就是官员的数量远远多于岗位，常常一个职差有好几个官员同时兼任，比如开封府尹这个职位，在绍圣四年的时候，真正的正职是吕嘉问，却还有谢文瓘、黄履等些个官员权知开封府尹，也就是暂代职。
这也就意味着，大宋每一个差遣的功劳都有好些个官员虎视眈眈。
可这又不是吃大锅饭，不可能大家伙儿平分，只能真干活的多得功劳，少干活和不干活的少分乃至不分。
可这些个干拿俸禄不干活的官员又如何展现自己，以便往上升官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抢台谏官的活儿，弹劾其他不法官员，也就是骂人，打小报告。
不求真能骂倒目标，但得官家和百官能听到你正气凛然的声音，知晓你的风骨。
可这活儿却是有风险的，伱骂人得看准了目标，千万不能往铁板上撞（如神宗时的王安石，绍圣时期的章惇等），不然很容易把自己给骂没了。
李格非真的是整个朝堂上最优质的靶子，名望大，地位高，人品正，只要你不触犯底线，随便骂他，弹劾他，都不会有什么后患。
这朝堂上要是没了李格非，你让他等如何再过这等肥嫩的日子啊。
可惜，李格非却早心意已定，他自慨然道：“李某自绍圣年间便得哲宗厚待，一直不曾得报效机会。
今圣上受蔡京等奸邪蒙蔽，颁得党同伐异之碑，诚令人唏嘘也！吾自【元祐党人碑】出世以来，却是夙夜忧叹，恨不能挽官家心意，拨乱反正。
昨日恩师来信，斥我苟且，直令我羞愧难当。
今日老夫上疏奏事，却自抱了不成功便成仁之意。若不能挽回官家心意，李格非宁愿除了官身，回乡作个教塾先生，也好过与奸邪同流和污！”
李格非自在中书门下发表了一通宣告，斯时值守黄门却好来与他回报，官家在垂拱殿召见李格非。
李格非当即辞别众官员，一手托着奏疏，在小黄门的引领下入得垂拱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