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越听了陈襄的言语略有所悟。
“老师虽远在杭州，对朝堂上的局势却洞若观火，此学生不及也。”
陈襄道：“你不要谦虚，但说到底还是政见之争，介甫，吉甫能以变法领袖天下还是有他的道理，新法之争就是官民之争，也就是天下财赋不在民则在官之争。”
“你知道我为何每到一地都是弘扬教化，兴办学校，收士子入县学州学吗？因为士也，介乎于官民之间，有时官欺民太过，他们是可以站出来为百姓说话的。”
章越想到陈襄在福州时便有滨海四先生之称，为浦城令时大力兴办县学，知河阳县时因兴办县学触怒地方权贵，是知州富弼保下了他，自己保荐他判国子监又大力促学，之后陈襄知陈州时，又修复范仲淹当年讲学的学舍。
总之言之，陈襄走到哪里，便将兴办学校的事办到哪里，这就是他的主张。
陈襄道：“你方才所言的‘国是’，我深以为然。到底何为国是？天子能说了算，宰相能说了算，官员说了算，这是天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意。”
“但最要紧是百姓也要能说算，可是百姓们不读书不识字怎么办？那便让士来带动他们说话。”
“因此此‘国是’便是一个合力，才能真正的共商国是。”
章越心道老师这话真是深合我心。他道：“恩师所言即是，舆论出于学校。若有舆论，官亦不敢欺民太过，变法之害亦可以稍减。”
章越心想，陈襄的话可能听得有些难明白，但想想明朝就知道了。
明朝的秀才和举人就是士的一层，比如秀才可以见官不跪，可以拿到廪米，举人可以免税免役，同时地方官府不能随便拘役秀才，举人，必须奏请提学官免去他们‘士’的身份，才能捉拿。
从反抗朝廷横征暴敛的五人碑墓记，再到后来毁誉参半的复社。
以东林党，复社而论，他们的武器就是舆论。
这也就是士人阶级。
其实自蔡京当国后，打造的县学—州学—国子监三级体系，也是增强士人力量。
不过章越却想得更多，除了士人还不够，知识分子关键时常常靠不住，他们也不可以代表士。
必须将市井商人和有技术的工匠也联合起来，这就是他与吕惠卿当初所言的寒门。
寒门就是有点出身，有点本事，有点知识，有点钱财，有点土地，但却都不多。
而单单依靠一个士人阶层是成不了气候的。
也正因为如此，章越才强烈反对市易法，因为市易法破坏了商业流通。
但过去的封建统治者划分了士农工商四民，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歧视链，让这个阶层的士民一直内部斗来斗去，相不信任。
章越听着陈襄一番话，将形势剖析了，算是了解了自己基本盘。
唐朝的政治是世族与皇帝的共和，那么宋朝的政治从世家换作了士大夫，而士农工商中佼佼者都可以算作士民，若让他们有权与士大夫和天子共治天下，参与到‘国是’之中，那会如何？
变法就是分蛋糕，你一定要明白你争取的那一块是谁的利益。
想到这里，章越豁然开朗，想与陈襄分享，但转念一想此乃屠龙术，还是不好如此赤裸裸地告诉老师。
章越转而向陈襄道：“老师可知道棉花可制成棉布？”
陈襄点点头道：“略有耳闻，听说在陕西，京兆那边已是有人用一等纺织机，解了百姓用手拨棉籽之苦。”
章越点点头道：“不错，此法我从一老妇人手中学得的办法，之后传给他人，若是此法可以推广，棉布之用可以是可以泽被苍生的。”
陈襄笑道：“你倒是颇通杂学。”
章越暗道惭愧道：“学生所通的杂学只有这些，可惜学生后来找那老妇人已是找不到，否则当奏明朝廷给她一个官作。”
陈襄失笑道：“妇人如何为官？若此法有益于天下，酬之金银好了。”
章越心想，似黄道婆这般人物都被排除在做官，商量政治的范畴内，单靠官家和士大夫阶层能够发展？
四书五经能有生产力吗？
如何能够让生产关系服务于生产力？
士农工商四民之分，果真害人不浅。
不过陈襄是自己老师，章越不打算争辩而是道：“学生此来杭州，一是见老师，二是苏州杭州秀州之地，远比西北适合种植棉花之物。”
“若是老师能够鼓励百姓种植棉田，之后再采取拨棉籽的纺织机，那么纺织之业当大可可为。”
后世明清很有名的苏杭织造，就是设在苏州杭州的织造府。
还有就是松江棉布，松江棉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松江的地方非常适合种植棉花。甚至有人戏称上海市的市花应该是棉花才对。
陈襄听了章越的话有所意动。
章越道：“老师，学生以为圣人之学，当在通商惠工！如今随我船来的，正有西北的匠工可以解释，至于棉田采买我这边有熟悉的商家，他们可以为垫资，当然最要紧还是老师你拿一句话。”
陈襄对章越的宠溺自是不用多说，言道：“你既是开口，我还能不给你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