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汉卡的广告打的如火如荼，随着时间的过去，“深蓝汉卡，永不卡顿”这八个字逐渐传遍大街小巷，被人耳熟能详。
许多人谈起汉卡，下意识的就会提起深蓝，而并非联想。
联想一家独大的场面正在被动摇。
这说明林书平的广告轰炸打法还是很奏效的。
尤其他在《计算机世界》、《微型计算机》等报纸杂志上刊登的广告，由于面向目标群体，这就使得许多计算机行业人群在考虑购买汉卡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物美价廉的深蓝汉卡。
其中就包括深城四通分公司。
早前，四通公司用的都是金山汉卡。
但其价格几乎跟联想汉卡差不多，都维持在四千元左右水准。
虽然购买的汉卡数量多会有优惠，但优惠幅度并不大，跟深蓝汉卡购买三块以上打七折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这就使得价值两千多元的深蓝汉卡显得更加物美价廉。
不过整个四通公司，知道金山汉卡的人却并不多。
因为每一块金山汉卡在插入主机后，屏幕上显示的都不是金山的logo，而是四通，这一转变来源于在四通公司那位“搞电脑的”求伯君。
当初金山的张璇龙之所以发掘到求伯君，就是因为他发现四通所有的电脑汉卡启动时，金山汉卡的logo全被替换成四通的logo。
那时张璇龙就觉得四通有高人坐镇，仔细询问，才知道是四通人口中，经常提到的“搞电脑的”那位，其名就叫求伯君。
四通原本也是很珍惜求伯君这位人才的。
不过求伯君有严重的肝炎病症，四通曾为了给求伯君治疗花了不少钱，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四通总裁跟张璇龙接触，谈及求伯君，四通总裁开玩笑似的说，要不把求伯君给你吧？
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张璇龙最后还真把求伯君给挖走了。
说起张璇龙，就不得不提起其父张铠卿。
早年张铠卿在香港只是个杂工，早起晚归，收入微薄，但他不甘久居人下，于是在积攒了一些存款后，就打起了一些“危险”的主意。
张铠卿的父母是毛里求斯的华侨，每次回到香港，就会带一些最新的西方文明成果，诸如收音机、唱片、雪茄等等，让张铠卿对当前世界的发展有了清晰的印象。
1952年，当铁幕升起，当西方世界在巴黎开会，决定对社会主义的东方实施禁运，并公布一系列的实体管制名单。
其中，芯片作为4号禁单的重点项目，就被列入严格管制序列。
后来，直到80年代，有记者去日本参加博览会，发现当时西方国家的展台上是新式冰箱、新式摩托、新式电视。
而中国的展台上则几乎全部都是唐宋风格的蜀绣、明清味道的瓷器。
那时就有外国人评价，中国人一直活在过去。
在此之前，张铠卿就发现了这个现象。
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
这个商机，根本无法抑制他躁动的心，更无法按捺。
所以他思来想去后，他准备去想搞一个东西——“巴黎统筹委员会协议”限制的违禁品芯片。
后来，国防工委的人对他讲，老是从你这偷偷摸摸拿芯片，终归也不是事。
“不如成立家公司，直接从你这买？”
于是在1978年，在香港闯荡了6年的张铠卿，最终还是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而名字早已想好：金山。
这个名字，是张铠卿“铠”字所拆，表达了一个普通客家人在香港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朴素愿望。
想要金山银山的张铠卿，很快便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起了专职的“代购”。
一来二去，张铠卿便积累了一些红色人脉。
这为其子张璇龙往来内地闯荡，打起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张璇龙公开来到内地的首次行程，便是乘坐一辆总参车牌的苏联汽车驶进中关村，开车的司机，穿着一身翠绿的军装。
汽车慢悠悠地行驶在贯穿燕大、清华、人大的科颐路上。
那时的张璇龙，戴着墨镜，嚼着口香糖，坐在副驾驶上，放眼望去，发现道路两旁全是绿油油的麦田。
而窗外吹来的风，却都散发着钞票的味道。
也就是从此次行程开始，张璇龙便开始谱写他“中关村教父”的职业生涯。
他在中关村创建了燕京金山公司，并在中关村结识了四通公司的那些创业者们。
于是他一边和国家部委做生意，帮部委和科研院所做进出口贸易，一边又与四通公司展开合作，金山公司也开始逐渐壮大。
金山公司研发的汉卡，即便价格甚至比联想公司持平甚至更贵，但碍于之前的合作关系，四通公司也是全额接纳。
不过哪怕是金山公司的人也没想到，出口到四通的那些金山汉卡，全都被求伯君改换了四通的logo。
而和联想一样，金山的汉卡也几乎是久未升级，甚至版本落后联想一截。
张璇龙想要挖求伯君过来，本意就是想让求伯君写一款新的汉卡程序。
而求伯君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