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夕佳节过完，意味着大宋政府的休沐结束，一时之间各个部院衙门立刻忙碌起来。
新一年的第一次大朝议是在大庆殿举行的，这也算是一个常例，也算是过完年的收心会。
朝议之上，除了一些正常的大体安排，其中议论到的两件事情和钟粟关系非常重大，那便是即将到来的春闱和春耕。
前一年的秋闱，已经筛选出了大量人才，但最终决定命运的却是这春闱，最后最高级别的殿试是其中的重头戏，所谓的东华门唱名也真是三年一大比的高光时刻。
唐朝的时候，科举考试已经具备了雏形，但制度上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这些问题在宋朝被逐步解决。
宋朝对科举的重视还是很让人惊叹的，当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但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建国当年便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录取了19人。
这个19人也有一定的原因，唐、五代以来，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宁缺毋滥。
宋朝的首科，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所以挑来挑去，选了19名佼佼者。第二年再次举行考试，只录取了1
1人。此后数年，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年仅录取了六个人，可谓凤毛麟角。
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靠这么几个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为了笼络士子，开宝三年，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统计一下，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
礼部经过仔细核查，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赵匡胤大笔一挥:这些人实在不易，得了，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
在宋朝，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恩科进士”，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钟粟的身份便是这么解决的，否则他想进入大宋公务员系统还真有麻烦。
赵匡胤这次“恩科”玩儿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
当然，这次是特例，此后的“恩科”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这种情况在整个宋朝也不算罕见。
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相较于唐朝，宋朝科举有很多
新变革。
这方面最该肯定的，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
宋朝初年，请托、投献风气依旧，直到真宗时，才采用了糊名制度。当时很多人对糊名持反对态度，如范仲淹、苏颂等，都曾提到糊名过于冒险，他们觉得，平时声名狼藉，考试成绩上佳，你录取他不录取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苏轼参加礼部会试那年，主考官是欧阳修。
当时欧阳修最看好的是曾巩，拿到苏轼考卷一看，眉飞色舞，认定必是曾巩的答卷，定为状头。等到拆开糊名一看，原来是苏轼。
所以，不论欧阳修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总之他当主考时，想给得意门生打高分也很难做到。
宋朝的考试还有一个最值得称道的地方，那便是文风的转变。
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他一向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便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
论之成理的“古文”，所以苏轼、苏辙就占了大便宜，因为这两兄弟最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
人称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旗手”，就是从这时确立的。
在考试内容方面，宋朝前期的拿手绝活儿还是诗、赋、论，前两项更是绝活儿中的绝活儿，那是要按照韵书去写的，一旦出韵，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
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他给神宗上书说:“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黜，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意思是不要设那么多科，什么明经、明法，统统取消，只留进士一科。
还有，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不必再考诗、赋。理由是：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熟知音韵，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一旦当了官儿，怎么可能懂得治国理民？
不过在后来的考试中，诗赋时而取消时而加入，和党争处于同呼吸共命运状态。
不管制度怎么变，或者主考官是谁，钟粟还真不在意，反正他知道考题，一番魔鬼式训练后，剧情就会在自己的手里随意控制。
朝会结束后，钟粟知道礼部的人便
要忙起来了，他也得回去，让这次获得考试资格的学子们再临阵磨磨刀。
不过他很快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录取的名额显然太少了，加之糊名制度早已确立，万一最后东华门唱名被汴京大学包场，会不会有些辣眼睛？
但转念一想，这好像也不是什么问题，包场又如何，反正就那点名额，丢进大宋的官场中，实在有些微不足道。
“官家，此次为官家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