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局黎城会议后，一二九师很快发出了《129师政治建军整军训令》，提出军队建设要转向整编阶段，并迅速启动了晋冀豫地区各种抗日武装的整编工作，冀南军区位列其中。
改编后的冀南军区，各军分区对应的旅级编制、所辖部队番号、旅长分别如下：
新编第四旅(原第第二军分区)，辖第九、第十、第十一团，旅长序深吉；
新编第五旅(原第四军分区，)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团，旅长易良品；
新编第六旅(原第三军分区)，辖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团，旅长高厚良；
新编第七旅（原第六军分区），辖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团，旅长孙义成；
新编第八旅（原第六军分区），辖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旅长詹德迎（詹政委）；
新编第九旅(原第五军分区)，辖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团，旅长桂干生。
另外活动在冀西赞皇一带的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被改编为新十旅，旅长范子侠；冀西游击队、原赞皇独立团编为新十一旅，旅长尹先炳。
这次的冀南军区部队改编，孙义成的六分区部队被编为了两个主力旅，即第七、第八旅，旅长分别由他和詹政委担任，可能是上级领导考虑到都是六分区的部队，战斗力强悍，他人来也不好带，所以就就地取材了。
两人不但是第七、第八旅的旅长，仍然还是第六军分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六分区唯一有差别的是，一个主力团变成地方部队。
孙义成不知道的是，这次八路军部队改编，改编的可不只有冀南军区，而是整个一二九师所属的八路军部队，而让两位首长决定进行改编的，原因竟然也是出在他孙义成的身上。
一二九师进入山西抗战以后，因为战争需要，部队急剧扩张，一度招收了很多的士兵，不止是主力师在扩充兵力，分散到地方的各个挺进支队、义勇军纵队、游击武装，也都扩充了很多兵员。
打仗人多了自然是好事，可是人多也带了相当的负面因素，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部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根本无法和日军进行正面的对抗；
其次，就是武器弹药的匮乏。人手多了战斗力下降了就没有办法展开有效的军事行动，导致无法从敌人那里获得武器装备，加上国民政府的各种封锁，部队只能让新兵拿着冷兵器训练和战斗，这样战斗力就更低，部队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第三，粮食匮乏。当兵的人多了，地方上搞生产的青壮劳力自然就减少，加上土地贫瘠，生产出来的粮食老百姓除了留给自己的，能拿出来缴的公粮也就不多了，也幸好有孙义成在某些时候的救助，不然情况更忧；
第四，就是孙义成六分区的原因。六分区接二连三的的胜仗，八路军高层自然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更是知道孙义成的这种打法其他八路军是效仿不来的，不过效仿不来不等于不可以借鉴，至少六分区所有战士那可都是枪弹满员的。
部队人多武器少子弹少，那就精简没有武器的人，把弹药集中起来给有武器的人使用，这就是一二九师联队的想法。另外，精减主力部队，除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减轻根据地老百姓压力之外，精减下来的人员进入地方部队，即扩充了地方部队的实力，也保留了这些从主力部队下来的战士，战时为兵，闲时为农，一举多得。
此时一二九师建制下有三个二级军区，分别是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和冀南军区，这三个军区之下又有各自的军分区，也就是三级军区。
三个二级军区中，以冀南军区实力最为庞大，部队综合战斗力最强（六分区的力量），所以在改编后部队番号也最多，达到了六个野战旅，另外新编第一到第三旅，在其他军区。换句话说，其他两个军区（太行军区、太岳军区）才改编了三个旅，冀南一个军区部队数量是前两者的两倍。
改编后的新编旅，已经不是地方部队了，妥妥的野战部队，作用等同于和一二九师的主力部队第三八五、三八六旅，和他们有着一样的地位。
在给六分区的电报里，新任司令员程载道对六分区部队以往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评价，对孙义成和几位六分区领导的工作也给予了肯定，并希望几人再接再厉。对于手下能够有一支特别能打的部队，没有哪位领导不喜欢和不重视。
新任司令员在电报里，除了对六分区的夸赞和肯定外，还有对新组建的新编第七旅部队有新的安排，当然，这不是程司令个人的安排，是一二九师两位领导的安排。
根据两位师首长的安排，改编之后的六分区两个旅，一支留下在武安，保卫磁武根据地，看护山西八路军根据地重地黎城东面的大门。
另外一个旅，则要成为一二九师真正的机动部队，甚至是八路军总部的机动部队，跳出冀南的小圈子，借助其强大的战斗力，到各地参战，协助其他八路军部队，专门对付一些难啃的骨头。
面对这样的安排，孙义成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部队改编为两个旅，意味着以后除了自己掌握的第七旅随时在自己身边之外，第八旅有可能会变成别人的部下，听从其他人的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