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说起这事，朕也细思量许久，觉得问题关键其实还是在于起运和留存的比例问题。
现如今的地丁起运、留存比例，大约是有七三，另外厘金、工商税、关税、盐茶烟酒专卖税、矿产税等，现在都还是全部上缴国库，而战后百废待兴，用钱处也多，地方上也确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以前大明制度的基本税很低，又没什么工商税，所以朝廷就算起运六四开，朝廷起运六，地方留存四，但结果还是朝廷不够用，地方也不够用，结果地方上的应对办法就是层层附加、火耗，朝廷则不断加征，如三饷等。
百姓负担于是不断增加，最后便是上下都乱了套。
明面征得一百万两，实际百姓可能掏了五百万，还欠了衙门账上几百万。
现在整顿吏治，调整税率税种等后，情况倒是好转了许多，但地方没有财政，用一分钱都要从上面申请调拔，不免还是造成了极大的问题。
“地方上的财政开支不小，我们之前做冬估，也就是把常项开支做了，诸如地方官吏俸禄工食银，办公费用等，其它非常项的没有算也没有留，不管是救灾还是水利，还是其它突发事项，额外超支，都没有预留，只能靠春秋拔调剂，但不够灵活也不够及时，地方一直没钱，现在吏治清明，监督的严，还不敢乱向百姓伸手，但早晚还是会出事的。”朱以海很直白的说道。
“朕看来，地方上还是得有一些财政，不能尽归中央，否则是做不了半点事情，也必然要害民的。
虽说大财政，中央统一调度有好处，也方便办大事，更能加强中央权威，但限制的太死，反而出问题。
“这样，朕看可以把税分成国税和地税两种，地丁银现在一年有三四千万两，不论征本色还是折色，也不少，可以直接按比例留存地方，不够可以再调剂，多了也不用上缴，就留在地方上储备。
至于比例，原先是七三，这个比例确实太低了，不如改成四六。”
“陛下，四六的话也不算多。”
“不，中央四，地方六。地方上的这六呢，县留三，省、府、分巡衙门各留一，这样每个衙门手里都有一笔钱粮，办事也更有效率。当然，钱可以多留些给地方，允许地方有自己的财政，但得加强相应监管，不能成为腐败之源。”
“用钱必须得先做预算，年后也还得审计，一些重大开支项目，也必须先向上级取得审批同意，不能乱用。”
地方开支大头还是官员俸禄、胥吏的薪水，以及办公费用，尤其是其中胥吏薪水这块，在过去属于不公开透明的，朝廷定的太少，又没给地方留存，于是这个巨大的缺口，过去都是靠加征，或者附加火耗，或另立其它名目等，比如驿站养马过去一匹马一年八十石粮，到后来一年五六百石粮，多的其实就是挪做他用的。
现在朱以海把这部份开支，让拿出来实际核算，官员胥吏等给到真实的薪俸，统筹开支，但办公费用等也是一大块。
官学开支、驿站开支，朱以海现在都是直接划入中央财政预算拔款，不由地方负担。
当然其它修路铺桥修城水利救灾等项目也多，这些不属常项，还有诸如帮扶贫困，救助孤寡，以及地方办公，公费秀才这种的开支也是不少的。
“除了地丁银四六分外，田宅交易契税，牲畜交易税、屠宰税，车马税、渔税、矿产税这些都可以按四六分，六成留存地方，四成上缴国库。
而其它盐茶烟酒人参糖专卖收入归朝廷，另外其产出税、牌照税则地方和朝廷仍四六分。
海关税、常关税，都归中央国库。
所有产品税，在产地从价征收，按不同类别以不同税率征收，税收皆归国库。
而货物税，亦出场从价征收，按本地半年内的批发价，按分类税率征收，税收皆入国库。”
皇帝所说的产品税和货物税，是如今工商税收里的两大类，货物税是流转税，按其流转征收的税，纳税人就是产和卖的人，实际负税人则是消费者。
产出税，则是生产和加工过程征收税。
现在的税种类不算多，营业税虽然也收，但因为不好监管计划，所以主要还是按估值，定出一个档次，然后征收相应营业税，相对税率定的比较低。
朝廷还征收厘捐，分行厘和坐厘，其实就是流转关税和营业税的附加，从最初统一值百抽一，到如今根本不同商品类别，征收不同的税率。
厘金的收入，全都缴入皇帝的军费库，专用于御营诸军军费。
其它的税，诸如牌照费，所有经商营业的都要办牌照，按不同行业、规模大小交费，其中也包括诸多牙牌费，从事中介的各行牙人，需要领取专门的牙牌，并交费。
卖盐的，得领有卖盐许可的执照，卖烟酒的得领卖烟酒的执照，卖百货的得领卖百货的。
而诸如开钱庄、当铺的，还得办专业的牌照，另外得交专门的税，比如典当行就得交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