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兵，无论路途远近，悉数都要到涿郡聚集。河南、淮南、江南各郡，则要打造五万辆车，负责运送物资，按时送往高阳郡。
同年七月，隋炀帝再调淮南、江南的民夫船只，将囤积在黎阳仓、洛口仓的粮食，运往涿郡。于是，纵观隋朝境内，载有兵器甲仗的车辆，运送粮草的船只，往来奔走的府兵，日夜不断，拥挤于路途之上，累死道旁者，更是无法统计。
至大业八年（612年）正月，隋炀帝在涿郡集结大军，共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号称二百万大军，正式对高句丽发动攻势。至此，隋炀帝在帝国战略层面，又一项宏大的筹划，——讨伐高句丽，拉开了序幕！
然而，在这大军百万，旌旗蔽日的大场面背后，却是隋朝百姓从大业元年（605年）至大业八年（612年），七年之间从未中断的劳役与伤亡。
当农耕社会下的底层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耕种错失时令，颗粒无收，田地荒芜，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时，皇帝没有下令与民休息，却是颁布了新的征税诏命，为东征高句丽筹措物资。
而隋朝的官吏们，在接到命令的第一时间，便低价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粮食，随后对外公布诏命，要求征税，百姓只得再以高价，从官员手中买粮。简单的一进一出，官员能从中获取的暴利，达数倍之多。
大业七年（611）时，山东、河南爆发水灾，三十余郡被淹没；接着，同年十月，黄河砥柱崩塌，土石塞堵河道，造成河水逆流数十里，吞噬周边城池。然而，面对如此严峻的天灾，朝廷却守着各处义仓，不肯开仓放粮，赈济饥民；黎阳、洛口的储备，只顾运往辽东。
这一刻，悬在百姓头上的生存红线，彻底绷断。邹平人王薄，率先揭竿而起，自称“知世郎”；紧接着，平原人刘霸道，高鸡泊的孙安祖、窦建德，河曲张金称、蓨县高士达等人，蜂拥而起。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唱响了隋末天下动乱的乐章。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
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再到后来，隋朝百万大军，折戟辽东，令隋王朝威风扫地。与此同时，国内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渐渐呈现糜烂之势。
面对农民起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局面，隋炀帝深知北方大乱，已经不可扭转，为了躲避战乱，于大业十二年(616年)第三次巡游江都，离开中原。隋炀帝临行之前，将西京大兴城(长安)和东都洛阳，扔给了自己的两个孙子，命代王杨侑镇守大兴城，越王杨侗镇守东都洛阳。
隋炀帝自己则一走了之，而代王杨侑和越王杨侗，他们都是隋炀帝早逝的嫡长子元德太子杨昭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只是十几岁的孩子罢了，怎么能应对了如此的乱局。隋炀帝将北方乱局交给两个孩子打理，明显就是逃避责任。
隋炀帝三下江都，这一走，天下大乱的局面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到了大业十三年(617年)的时候，隋朝国内，形成了三支最重要的农民起义军力量。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起义军，以杜伏威、辅公祏为首的江淮起义军，以李密、翟让为首的瓦岗军。而此时，李密正率领瓦岗军，大举围攻洛阳，与驻守洛阳的隋朝江都通守王世充，殊死搏斗。
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此时，身在江都的隋炀帝，想的并不是如何平定国内烽烟，而是选择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破罐子破摔，实行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根据《隋书·炀帝纪》的记载，当时，隋炀帝对国内农民起义的态度是这样的：
区宇之内，盗贼蜂起，劫掠从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隐贼数不以实对。或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师徒，败亡相继。战士尽力，必不加赏，百姓无辜，咸受屠戮。黎庶愤怨，天下土崩，至于就擒，而犹未之悟也。
面对天下大乱的局势，各地武装力量都在积极反抗隋朝暴政，意欲逐鹿中原的时候，一支新兴的军事力量，突然崛起于山西太原。这支军事力量的横空出世，不仅改变了隋末唐初的纷乱局面，更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这支崛起于山西太原的武装力量，它的军事领导人，正是开创了大唐帝国的——唐高祖李渊。
事实上，李渊可不是一般的草莽英雄，相反，他却是一个真真正正，货真价实的贵族出身。并且，李渊还与隋王朝存在着非常深厚的血缘关系。为什么说李渊是一个真真正正的贵族呢？因为，他正是出生于西魏、北周与隋唐时期一个非常显赫的贵族集团——“关陇贵族集团”。
在这里就要解释一下这个“关陇贵族集团”。所谓“关陇贵族集团”，其实就是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朝以西魏北周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核心的贵族集团。这个贵族集团的开创者，正是北周政权的实际奠基者——宇文泰。
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这是自前秦苻坚以来第二次对黄河流域实现的统一。然而，好景不长，北魏统一北方还不到一百年，正光五年(5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