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薛举的妻子，她的残暴，比起薛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薛举的妻子，经常喜欢鞭打下人，有的下人被打得皮开肉绽，疼得都满地打滚。可是，薛妻仍旧不肯善罢甘休，她让人将奴仆的双脚掩埋住，露出腹部或脊背。然后，薛举的妻子，疯狂地鞭打奴仆的腹部、脊背。薛举一家的残暴，令所有人敢怒不敢言。
这种残暴不仁，视人命如草芥，在浅水原之战后，表现得更加明显了。前文提过，唐军在浅水原遭遇重创，李世民被迫率领一万唐军残兵，撤回长安。唐军撤走不久，薛举便占领了高墌。
不过，占领高墌之后，薛举为了彰显自己击败唐军的功绩，特意在城中修筑了一座“京观”。而这座“京观”，基本上都是用浅水原之战阵亡唐军将士的尸骨、头颅所垒成的。那样血腥的场面，可想而知。
也许是报应不爽，仅仅过了一个月，武德元年(618年)八月，薛举竟然一病不起。自从病倒之后，薛举便开始疑神疑鬼。或许是病重沉疴，产生了幻觉；亦或是，手上沾满了鲜血，有了沉重的负罪感。于是，薛举愈发惴惴不安：
方行而病，召巫占视，言唐兵为祟，举恶之，未几死。(《新唐书·薛举传》)
薛举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发加重。没有办法，薛举只好请来巫师作法驱邪，死马当作活马医。可是，巫师作法的结果，却直接要了薛举的命。什么结果呢？巫师作法后，对薛举说道“唐兵为祟”，意思是说，皆是浅水原阵亡的唐军将士，前来索命，唐军亡命冤魂所致。薛举听后，更加惊惧，不久便一命呜呼了。
所以，综合以上两点，可以得出薛举的暴亡原因。浅水原之战后，由于薛举陷入极度兴奋的精神状态，加上过度的恐惧，致使诱发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严重的心理障碍。最终，薛举惊惧成疾，猝然离世。
不管怎么说，武德元年(618年)八月，一代枭雄西秦霸王薛举，因病猝死。在隋末唐初的乱世，薛举凭借强悍的军事实力，迅速扫平陇西，成为雄踞一方的西秦霸王。同样，薛举又凭借着强悍的军事实力，在浅水原之战重创唐军，令大唐“军魂”李世民首遭败绩，将唐王朝的西北防线撕开了一道口子。然而，薛举最终却因滥杀无辜，多行不义，以致忧惧而死，犹如一颗流星陨落。
薛举一命呜呼，对于李唐王朝而言，可谓不幸中的万幸。按照郝瑗向薛举的建议，西秦方面早已万事俱备，随时准备突破关中，攻打长安。可是现在，情况发生了骤变，薛举死了，算是无意帮了唐朝一个大忙。
因为薛举的暴病而亡，西秦国内开始面临皇位更迭。因此，先前攻打长安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了。薛举死后，太子薛仁杲继承皇位，居于折城，追谥薛举为“武帝”，薛仁杲便成了新一任西秦皇帝。
陇西薛氏集团发生政局巨变，薛举病亡，薛仁杲即位。唐王朝在薛氏政权忙于皇位更迭之际，得以有惊无险地暂时度过危机。正好趁着薛氏新丧，唐朝可以借机恢复元气，走出浅水原之败的战争阴影。
唐高祖李渊也看到了薛举死后，西秦政局不稳，这对于大唐而言，同样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所以，李渊当然不能错过这次良机。故而，唐高祖决定发起第二次西征，趁着薛仁杲没有进攻之前，加固大唐西北边防，从而反攻西秦。问题是，唐朝第二次西征的主帅人选，究竟该选派何人？
至于第二次西征的主帅人选，唐高祖李渊自然心中有数。这一次，唐高祖依旧启用秦王李世民，让这个儿子第二次挂帅西征。可是，关键问题是，李世民在一个月前，刚刚在浅水原新败。现在再度启用李世民，难免会物议沸腾，在朝中上下引起争议，也会将李世民置于风口浪尖之上。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李渊明白，唐军在浅水原之战受挫，李世民作为主帅，虽然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主要责任并不在他。浅水原之战的惨败，完全是刘文静、殷开山二人擅自违背军令，轻敌冒进所致。如果按照李世民制定的疲敌之计，步步推进，稳扎稳打，浅水原之战，也不至于是那样的结果。
并且，还是前文所提到的，唐高祖李渊对李世民这个儿子，寄予厚望。李渊坚信，在日后唐王朝平定四海的统一战争中，李世民将会是一把出鞘的“利剑”，将是大唐王朝的不世出的“军魂战神”。
出于这种考虑，唐高祖并不能因为一次失利，就一棍子打死，全面否定李世民的军事才能。更何况，浅水原之战的失利，责任并不全在李世民。作为父亲，李渊非常了解李世民，他是天生的军事统帅。
除此以外，李渊还有另外一层考虑。浅水原之败，无论是对大唐王朝，还是李世民本人来说，都可以说是奇耻大辱。从晋阳起兵到唐朝建立，李世民无一败绩，从来没有打过这么窝囊的仗。
有的时候，耻辱，会是一种神奇的兴奋剂。尤其是对李世民这样的军事统帅，这种兴奋剂的作用，会更神奇。经历耻辱，会让一个统帅愈发坚不可摧，愈发一往无前，从而战无不胜。
不管是作为大唐皇帝，还是作为父亲，唐高祖李渊当然明白李世民现在的心理。自从浅水原之战后，李世民心中一直憋着一股劲，